esb世博梁希(1883年12月28日—1958年12月10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县双林镇(现湖州市南浔区)人，林学家、林业教育家、新中国首任林垦部长。他是中国近代林学的开拓者、新中国林业事业奠基人。他认真践行“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的誓言，其人格和成就令世人景仰。在全国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学习和研究梁希林业思想，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希高度重视森林，认为森林关乎民生，可防天灾，能产财富，森林及林业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上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全国数亿公顷的山地和林地，都等待着林业工作者去研究、发掘、经营、改造和更新，为祖国消灭天灾，为人民增加财富。”林业兼具为农业和工业服务的性质，“林业工作的目的，一部分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保证供应工业建设中的木材需要;一部分是为农业服务——改造自然，保障农田水利。”
梁希认为森林事关人民生活的多个方面。1929年，梁希在《民生问题与森林》中指出，在原始时代，“森林是人类的发祥之地。人类所以能够发达到现在的地步，都是森林的功劳。”在农耕时代，农林分业，“农业家管着‘衣’‘食’，林业家管着‘住’‘行’”。19世纪以后，“森林不但管着‘住’‘行’，并且管着‘衣’‘食’的一部分。”总之，“衣食住行都是靠着森林。国无森林，民不聊生!”“我们若要教我们中国做东方的主人翁，我们若要教我们中国的春天挽回过来，我们万万不可使中国‘五行缺木’!万万不可轻视森林。”
梁希在1949年12月《目前的林业工作方针和任务》中谈到，旧中国“留给林业界的，除了少数交通阻塞的原生林外，就是千千万万亩赤裸裸的荒山”。由于没有森林覆盖，产生了许多灾害。“千千万万亩荒山，把肥沃的土壤，经过长时期的变化，统统流送到江里、河里和海里”“千千万万亩荒山造成了飞沙”“千千万万亩荒山更造成了水旱灾”。
关于森林对农业的关系就更重要。他说：“有森林才有水利，有水利才有农田。这是大家知道的。中国连年闹水灾，闹旱灾，就是吃了荒山的亏。”“森林是一大半为农田服务，与人民生活分不开的世博esball-IOS/安卓通用版/手机APP下载。”
1954年1月，梁希撰写《森林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单行本出版，梁希对森林的作用做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森林是创造自己环境的林木整体。也可以说，森林是森林本身和它的环境的统一体。”“正因为森林与它的环境起着相互作用，所以它对于水、旱、风、沙等灾害有相当的控制能力，从而对农田水利有显著的效用”。当时，生态学理论在国内还未流行，梁希的这种森林与环境相统一的思想，一是自身长期林业工作的积累和感悟，二是受苏联莫洛佐夫等林学家们的理论的影响。他从森林对农业建设的作用的角度，论述了森林可以防止旱灾、防止水灾、防风防沙。他说，“山深林密的地方，多云，多雾，多雨，这是大家都体会到的。”“森林是可以增加降水量的”，还引用苏联专家的观点加以佐证。他指出，“森林是自然界中调节水的循环的工具之一，据苏联林学家说，如果林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29%，而又分布适当，就可以避免水旱灾。”
梁希认为，森林与工业有重要关系。他指出，“必不可少的交通和工业用品，如枕木、桥梁、码头、船舶、矿山、房屋、家具、电杆、造纸、农具等，还是要用木材的。这种用途，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靠本国供给。将来建设发达、工业兴盛，则木材需要更多。”他论述了森林主产物(木材)对工业建设的作用。他指出，“工业越进步，文化越发达，生活越向上，则木材需要量越多。”一是目前的工业建设需要木材，二是将来的新兴工业也需要木材。如木纤维可以制人造丝和人造羊毛，木纤维可以制各种新型工业品，木材可以代替淀粉，木材可以代替钢铁，木材干馏等。他认为世博esball-IOS/安卓通用版/手机APP下载，“木材对工业建设的重要性仅次于钢铁和煤。”同时，他详细阐明了森林副产物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所谓副产物是指木材以外的林产，包括树皮、树叶、树脂(树胶)、树实、树枝等。他列举了几种重要的副产物，包括桐油、茶油、樟脑和樟油、松香和松节油、栓皮、杜仲、五倍子。他预测说，“今天隐藏在深山幽壑的数以千计的不著名树种，将来随科学的进步，工业原料的翻陈出新，必将有别的树木，也像杜仲和五倍子一样，被人们发掘出潜在的性能，一跃而为现代化的重要工业原料。”
在1946年，作为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的梁希，就向中国的林人们提出宏伟的奋斗目标，即让“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1951年，身为林垦部部长的梁希，为新中国林业规划了任务、道路和远景：“四大任务：护林，造林，森林经理，森林利用。一条光明的大道：群众路线。一个美丽的远景：无山不绿，有水皆青，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
梁希所指的目标是绿化全中国。1958年，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中饱含深情地说，“山青了，水也会绿;水绿了，百水汇流的黄海也有可能渐渐地变成碧海。这样，青山绿水在祖国国土上织成一幅翡翠色的图案。”他强调要绿化全中国。“绿化是全国的事，绿化是全民的事，人民有必要绿化全中国，人民也有能力绿化全中国，人民更有迫切的愿望绿化全中国。”他指出：“远山能不能绿化?能。”“石山能不能绿化?能。”“沙漠能不能绿化?在社会主义优越条件下，我们没有理由说不能。”同时，他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大平原区，如河北省和河南省的绿化问题;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地区，放弃陡坡来造林的问题。这也正是40年后国家启动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早期设想。他写道，除了造林，还有抚育。第一，太疏的要使它密;第二，太密要使它疏;第三，疏密适中的林地更有抚育的价值。绿化，要做到木材用不完，果实吃不尽，桑茶采不了;绿化，要做到工厂如花园，城市如公园，乡村如林园。各地区都按照自己最爱好的名胜来改造自然。“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成一大公园，大家都在自己建造的大公园里工作、学习、锻炼、休息，快乐地生活。”
梁希指出了阶段性绿化目标。1956年，他高度赞扬中国1955年7月通过的包含“绿化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害”的规划。他说，“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是根治黄河的一项关键工作”。而“造林，就是保水保土的最有效而且最经济的办法”。“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全流域74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内的山光水色将焕然一新，将骤然改变面貌。而且由于山区防止水土流失，还可以庇护农田，减免灾害，保障农作物的丰收。好处还不只此，由于森林资源增加，出产的木材又可以支援工业建设。”“一幅美丽的黄河远景，要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由千千万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的伟大力量来实现。”
在《青年们起来绿化祖国》一文中，他提出，“要绿化村庄，绿化道路，绿化河岸，绿化城市。要绿化中国的山，从而绿化中国的水。要配合林业机构，在12年内培养起10500多万公顷的森林来，从而在50年后替国家添加几十亿、几百亿立方米的木材蓄积量来。”
梁希在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争取做到全国山青水秀风调雨顺》的报告。他说，“中国是世界上荒山最多的一个国家，12年绿化10500万公顷，只是一个开端，此后还有7000万、1亿，甚至2亿公顷的荒山等着我们。”“而且，留下来的7000万、1亿或2亿公顷，是群众力量所不到的深山、远山，或者是石山，是造林技术上成问题的盐地、碱地，或者是沙地。工作比头12年更繁重更艰难。”但他相信，“后来的林业工作者，头脑更聪敏，技术更高明，经验更丰富，力量更雄厚。等到力量更雄厚，我们一定能够绿化头12年不能绿化的荒地荒山，能够改造12年没有造好的林相，能够改变气候，征服自然，做到全中国山青水秀，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1949年9月，梁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林业工作方针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林垦部(1951年11月改为林业部)，任命他为林垦部部长。1950年3月，他领导制定全国林业建设总方针，即：“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与利用。”
根据新中国之初的森林状况，梁希强调林业工作首先要保护森林。他说，“我们看到各省天然林和人工林严重地被毁坏，觉得护林比造林更重要。”护林任务主要有六方面：一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分别制定护林暂行条例;二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护林运动;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必要时得武装护林;四是严格执行“护林者奖毁林者罚”的规则;五是禁止滥伐滥垦;六是注意森林火灾，严禁放火烧山。基本经验是依靠群众护林。如“内蒙古阿尔山去年(指1950年)烧了十多天，巴彦林区烧了十二天，如果不依靠群众，是不易扑灭的”。他主张建立保林护林组织，防止森林病虫害。贯彻护林政策，必须统一伐木，统一木材调配。各地区各部门提倡用煤，以减少因燃料而引起的滥伐。在小陇山等西北林区,应“发动民众、军队，包括少数民族，保护森林，建造森林。”解决林火问题的有效措施是，需要向主要林区内部修筑公路，要在林区边沿的交通要道上派驻军队，要购买直升飞机作为救火人员下地扑火之用，还要购买报话机等。
梁希积极提倡对自然风景区的保护和经营。他认为，“杭州之西湖，有山有水，美矣;而山无林荫，水无树影，可谓尽善矣乎?未也。”应发挥森林的美化环境、提供良好的旅游和休憩场所的社会效益。
梁希就造林育林营林问题提出了系列主张。1929年，他针对浙江林场的情况，指出经营林业可采取四种形式：公家直接经营、督促民间经营、民地官营、指导民间合作造林。主张浙江在造林中应重视天然林的抚育。他认为“造林不限于植树”，有些山地，似荒非荒，总有一些杂草和树木，只要停止剪伐，稍加抚育，就可以培养成森林。这样做“所费者小，所得者大”。1939年，他主张“用国家力量来经营森林，同时，推动和奖励民营造林。”1948年，他在考察台湾林业之后详细提出林业经营等意见。他主张，按照施业案合理经营森林。因地制宜选定林种和作业方针，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台湾除经营经济林以外，“治水林、保安林、海岸防沙林，均宜并重，不可偏废”。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梁希认为造林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保安林，如防风林、防沙林、防洪林。二是封山育林。三是经济林。靠近都市，注意薪炭林和果木林。四是辅助农民广植特用林木。例如，油桐、核桃、乌桕、樟树、橡胶树等。五是发动和组织群众推行造林任务，鼓励乡村合作造林。六是采种育苗，供给造林。在1950年华北春季造林总结会上，梁希强调以大面积造林为主要方向，同时发动群众小片造林与零星植树。认为军队造林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还应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私营苗圃，强调大力开展雨季造林。
梁希强调营造大规模防护林。他提出，“为了克服沙漠袭来的沙，为了制止黄河流出的沙，我们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西北营造防沙林带和黄河水源林。”他在1950年考察小陇山后认为，“在西北，应以建造防护林为首要任务，采伐还是次要的。”1951年，他提出“要开始进行大规模造林”，极富远见地提出“在西北区和东北区西部，造成大规模防沙林带”。他说，“希望在30年内，经过造林及封山育林，把全国40多亿亩的宜林荒山荒地消灭50%左右，内地沙荒及村庄附近的山荒全部消灭，大小河流的水源林基本完成”，在西北和东北建设防沙林带，“使我国森林面积本来占国土面积5%，能提高到20%。”他的这一设想，为1978年国家启动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指出，造林指的是大片造林;“重点，是指风沙水旱等灾害严重的地区，以解除灾害为目的，营造防沙林和水源林。”在淮河、黄河、永定河、辽河及其经常泛滥成灾的河流上游山地，营造水源林，河流两岸则营造护岸林。在长江以南，则领导和帮助群众营造用材林及油桐、樟树、漆树及橡胶树等特种经济林。经验证明，合作造林、封山育林都是好的造林方法。大力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造林计划中要做到有地点、有目的、有进度，要提高造林成活率。梁希重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的造林工作，曾于1952—1953年到泾河、延水、洛河和无定河流域考察，并撰写考察报告，分陇东山区等五个区提出林业工作意见。
为实现林业五年计划，梁希1955年提出积极进行山区生产规划工作，发动群众大力造林，稳步开展封山育林工作。为搞好水土保持工作，国家还必须在各省造大面积的示范林，指导群众认真抚育，投资经营大面积的国有林。还必须建立造林和营林机构，下设工作站。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梁希就强调永续利用森林，使造林与伐木保持平衡。他认为，“造林面积，应按每人木材之消费而定。”绝不可忽视采伐后的更新造林问题。如阿里山林场“伐木之后，继即造林，每年须造一定年伐量之幼林，如以年伐量10万立方米计，则年须造林1000公顷(针叶树造林经40年后每公顷约可收材积100立方米计)，至40年时，须领有4万公顷之林地，方能周转”。必须注意，采伐以后即依照施业方针及时更新造林。节约木材，合理利用木材。尽量利用废材，做到物尽其用。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梁希认为利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伐木务须依照一定计划。二是伐木后必须配合造林。三是经济地合理地使用木材，并尽量地利用森林副产品，以期林业工业化。西北林区考察后，他认为，主要问题之一是建立西北统一的木材调配机构，贯彻护林政策，实现统一伐木。国营森林采伐事业主要是在东北和内蒙古。梁希赞成，采伐作业方式不断改进，伐根从70厘米以上，降低到20厘米以下，梢头木在6厘米以上的全部利用。东北的森林工业从旧式经营进步到成本核算，从掠夺式采伐进步到合理采伐。他认为，东北采伐较多的木材，一为保证国家工业建设，二为促进木材生长量，三为改良大小兴安岭的林相。为了节约木材，必须发展制材事业。为了综合利用木材，东北还要发展其他木材工业和林产化学工业。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困难和矛盾，当时的林业也如此。1954年，他认识到，新中国成立5年来，存在“(森林)更新跟不上采伐”的缺点。认为“这样采伐下去，再加上火灾损失和虫害损失，中国森林将越来越少，这是很危险的。”
此外，他高度重视林业调查设计工作，他认为“林业调查设计工作者，是林业的开路先锋”，沙荒变田园，深山变市镇，“这些大事业，都必须从调查勘测开始”。
1956年，梁希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在这十二年(指1956—1967年)内，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第一，创造先进经验，第二，培养青年专家。有了经验，有了青年，就可以五年又五年，一代又一代，连续不断地工作下去。”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严重缺乏，各部门强烈要求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创造适合我国的先进经验。在1950年第一次全国林业业务会议上，梁希提出会议的第一项中心工作就是报告各地林业工作情况，交流经验。他希望到会的全体同志热烈地提供意见，交换经验，使大会开得圆满有成绩。他重视创造和吸收经验。在这次会上，他说，“各区各省都希望中央颁布森林法规，但全国性的法规，不是仓卒之间所能草率制定的，而护林等工作却是刻不容缓，因此我们仅提出讨论纲要，要求大家讨论出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回去以后，斟酌实际情况，制定暂行办法，认真执行，吸收经验，以便进一步制定全国性的法规”。
梁希强调“把技术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使与实际结合，与群众结合”。他说，“近年来各省推广雨季及秋季造林的经验，已充分证明只有以实际事例，深入宣传教育，打破传统旧习与保守思想，使群众养成一年三季造林的习惯，才能更快地恢复与发展华北的森林。”在《西北林区考察报告》中，他专门总结经验。主张“凡事必先互相了解，则商讨才有结果”“科学工作者必须有实地的调查和确切的根据，发言才有力量”。在1951年新年之际，他说：“在新年除了庆祝以外，还必须总结过去一年来的工作，看究竟吸收了多少经验，获得了多少成绩，发生了多少缺点。要研究，要检讨，要从经验中得到教训，以制定以后的工作计划。”他总结的主要结论是，依靠群众，依靠劳模，依靠领导，依靠党、团、军及政治干部，依靠学校。
为了团结林业同志，加强经验和学术交流，在梁希的指导下于1951年成立了中国林学会，并由他亲自担任第一届理事长。同年，梁希在《两年来的中国林业建设》中说，“应该感谢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盟邦，它给我们带来了改造自然的先进的科学经验，更应该感谢中国，它把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被束缚了的传统智慧和无穷无尽的生产潜力解放了出来。”而且，“与造林同时，把过去老解放区的封山育林经验，今春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广。”在1952年，他在总结《三年来的中国林业》中说，“经验告诉我们，合作造林，是把分散的个别农民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造林的好方法。”“到1952年为止，我们还不过吸收经验，作为一个准备时期，1953年以后要开步走了。”
梁希重视科学研究。他是我国近代林产制造化学的奠基人，在松树采脂、樟脑提炼、桐油提取等研究方面都做出重要成果，并编写《林产制造化学》学术著作。1952年，他说，“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固然不能用纯技术观点来处理，也不能离开科学研究。”“自然科学本来是服务于工农业的，今后，我们应做好林业研究实验工作，同时，应与研究机关和各大学取得密切联系，广泛地展开研究，使事业有科学的依据，可以大规模地向前发展。”
梁希主张林业及其教育独立发展。1951年，他认为“‘干部决定一切’这个口号，在林业界也是非常重要”。同时认为，建立林业高等院校已成为当务之急。他和林业部其他领导先后向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情况，提出在全国建立三所林学院的初步意见，得到的支持。1952年，专门筹建了三所林业学院。梁希深知从事一项事业必须从培养人才抓教育入手。他说：“为了培养后一代，为了增加生力军，为了应付迫切的需要，我们必须从高级到基层，从长年到短期，结合教育部门多方训练干部。”1952年，他在谈东北林业工作时，将干部培养作为完成林业任务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基于当时中等技术学校由业务部门领导的规定，他说，“我们的意见，每省至少要办一个中等林业学校世博esball-IOS/安卓通用版/手机APP下载。”“中央林业部为了干部学校(短期的)，不惜从部里抽出干部去担任教课和职务。我们还有一个计划，想把大学森林系和专修科毕业生，尽先分派到中等林业技术学校当教员，宁可暂时在业务上不方便些。”1956年，他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青年专家。1958年，梁希重病在床，当得知林学院有搬迁下放之说后，不禁忧心忡忡，对探望者表示学校以“留在原地为宜”，足见他对林业教育的重视，并深感其真知 灼见。
梁希对青年造林和参与林业寄予厚望。他说，“事实告诉我们，青年是有无穷的力量、无限的热忱、无尽的智慧来替国家分担造林工作的。”他说，全国绿化事业是很艰巨的。尤其是“1956年以后的林业任务远大于往年，就必须培养更多的干部。”全国三所林学院十个林学系，要为国家培养造林、森林经营、采伐和运输、木材加工、林产化学等类型的工程师。李范五回忆梁希时说，“他从不以部长自居，以长者自居，事事都要和我们商量。在这样的严师指导下，林垦部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凡是遇到解释不明白的问题，从来都是不耻下问的。他经常同我们和他的学生在一起，讨论研究问题。”
梁希高度重视林业科普工作。1946年元旦，他在《林钟复刊词》中说：“森林，是向来没有人过问的。”“然而我们——林人，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林人们!……我们的责任在山林。”“要打得准，打得猛，打得紧!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林钟!”1958年，他在全国水土保持会议上说，“由于我们宣传不够，某些干部和群众对林业生产的意义和特点还是认识不清，……我们以为克服上述两种思想障碍，树立‘林业是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之一’的观点，是推动林业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重要环节。”
为了加强宣传，梁希不顾年老体弱，1954年专门撰写《森林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科普著作，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单行本出版发行。李范五曾这样评价梁希，“梁老不但是一位林业科学家、教育家，编写了大量林产化学教材和专著、论文等，而且还是一位林业科普大师、林业宣传的鼓动家。他的文章、报告和讲话，文笔形象生动，优美豪放;既有哲理，又充满了说服力。”梁希认为，“在科学普及工作中，既然有科学，又有文艺，那就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正如“文艺之花”因为有声有色，能够到处被人欣赏一样，“我们的‘科学之花’，也必须做到有声有色才好。”
梁希把林业宣传和发展的厚望寄予全国青年。1956年，梁希在谈到青年造林时说，“希望在采种、育苗、造林、护林以外，每一个青年还做起林业的义务宣传员来。”因为他在不久前考察浙江时见到许多地方在开山滥垦，一些山区农民不了解森林的重要性，他们造林的积极性不高。他说，“如果出席(延安‘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青年们能够经过深入的学习，把它(林业的重要性)普遍地传达下去，使全国农村中一亿青年都有充分的了解，那就都有可能做林业宣传员了。宣传的力量一经发挥，……几万万农民对造林发生兴趣，我国林业的发展就有巩固的群众基础。这样，十二年绿化的任务可以顺利地完成，根治黄河的目标可以胜利地达到。”
作者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林草政策史研究”(编号：21BDJ092)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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